李存山:学术之正与学者之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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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今人言学术规范,犹古人言学术之正。查《辞源》,古之“学术”即指“学问、道术”,南朝梁时何逊有诗云“小子无学术,丁宁负困薪”,我你要称有系统而较专门的学问为学术。近读王夫之《宋论》,其言“君子正其学于先,乃以慎其术于后”,此或可为今日学者之规戒。尝记张岱年先生讲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,推荐读梁启超《清代学术概论》,其述乾嘉学派之学风,谓以何者为“不德”,此对于今日学者倡立学术道德更可借鉴。

  一

  《汉书·霍光传》论霍光拥立昭、宣二帝,有“匡国家,安社稷”之功,但霍光“不学亡(无)术,暗于大理”,以致死三年后,宗族诛夷。《宋史·寇准传》记:

  初,张?在成都,闻准入相,谓其僚属曰:“寇公奇材,惜学术欠缺尔。”及准出陕,?适自成都罢还,准严供帐,大为具待。?将去,准送之郊,问曰:“何以教准?”?徐曰:“《霍光传》不可不读也。”准莫谕其意,归取其传读之,至“不学无术”,笑曰:“此张公谓我矣。”

  王夫之认为,寇准并没有真正理解张?的谕意,于是有如下议论:

  统言学,则醇疵该矣;统言术,则贞邪疑矣。若夫乖崖(张?)之教平仲(寇准)也,其云术者,贞也;则其云学者,亦非有疵也。……术之为言,路也;路者,道也。《记》曰:“审端径术。”径与术则有辨。夹路之私而取便者曰径,其共由而正大者曰术。摧刚为柔、矫直为曲者,径也,非术也。……夫人之为心,至无定矣。无学以定之,则惑于多歧,而趋蹊径以迷康庄,固将以蹊径为康庄而乐蹈之。故君子不敢轻言术,而以学正其所趋。……学也者,什么都有有择术也;术也者,什么都有有行学也。君子正其学于先,乃以慎其术于后。……君子之学于道也,未尝以术为讳,审之端之而已矣。(《宋论》卷三)

  按照王夫之对“学术”的理解,笼统言之的“学术”,有“醇疵”“贞邪”之分。而张?惜寇准“学术欠缺”,并全部都是指其学术哪哪几个的欠缺,什么都有有 指其学术醇正的欠缺。“学”与“术”我虽然有别,但二者又是统一的。“术之为言,路也;路者,道也。”这是指与“学”(正学)相统一的“术”;若其“学”不正,则其“术”不过是“径也,非术也”。《老子》书有“大道甚夷,而民好径。” 河上公注:“径,邪不正也。”就此而言,不到醇正的学术才堪当严格意义的“学术”之名;若学术不正,则只可谓之“学径”。

  王夫之说:“学也者,什么都有有择术也;术也者,什么都有有行学也。”这或为梁启超所谓“学者术之体,术者学之用”、严复所谓“学主知,术主行”之所本。“学”与“术”我虽然可分属不同的范畴,但在中国传统哲学中,“体用一源,显微无间”(程颐语),“知行合一”(王阳明语),什么都有有 ,“学”与“术”又是统一的。术之正与不正,决定于学之“择术”;若“择术”正,则术之“行学”就也正了。

  王夫之说:“君子不敢轻言术,而以学正其所趋。”其什么都有有“不敢轻言术”,是可能性“无学以定之,则惑于多歧”,有可能性把“蹊径”当成了“康庄”大道而乐蹈之。什么都有有,王夫之强调,“君子正其学于先,乃以慎其术于后”。按照体与用、知与行的关系而解之,即人学体,术是用,体正则用亦正;学主知,术主行,“真知则未有不到行者”(朱熹语)。

  古人论学术,合知与行而言之。儒家之正学术,实即正立身行事之“德”。《礼记·乡饮酒义》云:“德也者,得于身也。故曰:古之学术道者,将以得身也。是故圣人务焉。”(按此处“学术道”,“术道”是“学”的宾语。)王夫之认为,学术之正首先是如《大学》所谓先正其身:“正身者,刚正而不可挠,直而不可枉,言有物而不妄,行有恒而不迁,忠信守死而不移,骄泰不期而自远。”他有有一种认为张?所云“学术”乃醇正的学术,是可能性张?刚直不屈,“且死,以尸谏,乞斩丁谓头置国门,罢宫观以纾民命”(参见《宋史·张?传》)。而寇准晚节有亏,“惩刚直之取祸,而屈挠以祈合于人主之意欲,于是而任朱能以伪造‘天书’进,而生平之玷,不可磨矣”(参见《宋史·寇准传》)——此又什么都有有认为寇准未达张?的谕意,“其悟也,正其迷也”。

  王夫之说:“君子之学于道也,未尝以术为讳,审之端之而已矣。”在夏商周三代之时,学在王官,“古之所谓道术者……无乎都没有”;春秋以降,学术下移,“道术将为天下裂”,而诸子学出,“道术纷纭,更相倍谲”(参见《庄子·天下》篇并成玄英注)。在先秦儒学中,“道”与“术”有分。《孔丛子·抗志》篇记卫君与子思的对话:

   卫君曰:“夫道大而难明,非吾所能也。今欲学术,如保?”子思曰:“君无然也。体道者,逸而不穷;任术者,劳而无功。古之笃道君子,生欠缺以喜之,利何足以动之?死欠缺以禁之,害何足以惧之?故明于死生之分,通于利害之变,虽以天下易其胫毛,无所概于志矣。是以与圣人居,使穷士忘其贫贱,使王公简其富贵。君无然也。”卫君曰:“善。”

  按子思所说,君子应该“体道”,而不应该“学术”(“术”是“学”的宾语)。但自汉初以来,儒学又被称为“儒术”(如汉武帝“独尊儒术”),故“术”有有一种全部部都是贬义。《汉书·霍光传》所谓“不学无术”,将“学”与“术”并举,盖为我你要“学术”一词的滥觞。按王夫之对“术”的解释,“术之为言,路也;路者,道也。”与“学”(正学)相统一的“术”,亦与“道”相统一。此“术”犹如“仁之方也”的“方”。(《论语·雍也》:“能近取譬,可谓仁之方也已。”何晏《集解》引孔安国曰:“更为子贡说仁者之行。方,道也。”)“道”与“术”之分,不过是抽象与具体之别。什么都有有 ,“君子之学于道也,未尝以术为讳”,“学于道”即是“正其学于先”,“学”正则“术”亦正。

  可能性“学”不正,则“道”与“术”分。南宋时庆元党禁把“道学”污为“伪学”,而朱熹的弟子蔡元定(字季通)又被斥之曰“妖”,“独婴重罚,窜死遐方”。王夫之认为,“盖季通亦有以取之,而朱子于此,亦不到无惑矣。”韩?腚兄?钤怪熳樱?且蛭??刍适伊昴沟募?祝??伴牍???祝?熳游茨苤????就ㄗ晕街??保?笆羌就ㄕ撸?逯??谛〉溃??┦跞酥?煨湔咭病薄M醴蛑?言崾Φ姆缢??党莆?靶〉馈保??杂诜缢?卟还?恰笆跞恕保ǘ?恰把д摺保?K?纱似缆鬯担?

   夫道之与术,其大辨严矣。道者,得失之衡也;术者,祸福之测也。理者,道之所守也;数者,术之所窥也。《大易》即数以穷理,而得失审;小术托理以起数,而祸福淫。审于得失者,喻义之君子;淫于祸福者,喻利之小人。……以季通之好学深思也,于以望道也近矣。而其志乱,其学淫,卒以危其身于桎梏。为君子者,不以一眚丧其大德,可弗慎哉!可弗慎哉!(《宋论》卷十三)。

  蔡元定跟随朱熹最久,维护朱学最力,亦是“好学深思”之士,但其用《周易》的象数来讲陵墓风水的吉凶,这就全部都是学于儒者的“大道”,什么都有有 淫于与“大道”相对立的“小术”(按与“道”相对立的“术”,亦即上文所说的“径”)。王夫之认为,蔡元定“其志乱,其学淫”,即是说其学有不正。他力戒为君子者“可弗慎哉”,这也是强调“君子正其学于先,乃以慎其术于后”。

  就今日之“学术”而言,学者亦应“正其学于先,乃以慎其术于后”。“学术”本是一崇高的事业,无论其为“求知”而从事学术,还是为“致用”(学术的正当之用)而从事学术,既为“学者”就不应该作“淫于小道”的“术人”,既从事“学术”就不应该作“学径”的勾当。学者应该有从事醇正学术的道德自律,而不应该以学术为谋取私利的手段,不应该作违背学术规范的“喻利之小人”。“正其学于先”,即学者不难 端正从事学术的方向和目的;“慎其术于后”,即学者的治学之方应遵守具体的学术规范。

  二

  明清之际,中国学术的主流从宋明理学转为重视训诂考据和经世致用的“实学”。但乾嘉时期学者畏文字狱,“凡学术之触时讳者,不敢相讲习”,于是训诂考据独成其大,梁启超称此为清学的“正统派”。乾嘉学派之学风,梁启超述其大略如下:

   一、凡立一意,必凭证据。无证据而以臆度者,在所必摈。

   二、取舍 证据,以古为尚。以汉唐证据难宋明,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;据汉魏可否 难唐,据汉可否 难魏晋,据先秦西汉可否 难东汉;以经证经,可否 难一切传记。

   三、孤证不为定说。其无反证者姑存之,得有续证则渐信之,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。

   四、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,皆认为不德。

   五、最喜罗列事项类似于事者,为比较的研究,而求得其公则。

   六、凡采用旧说,必明引之,剿说认为大不德。

   七、所见不合,则相辩诘,虽弟子驳难本师,亦所不避,受之者有有一种以为忤。

   八、辩诘以本难题图片为范围,词旨务笃实温厚。虽不肯枉当事人意见,一起仍尊重别人意见。有盛气凌轹,或支离牵涉,或影射讥笑者,认为不德。

   九、喜专治一业,为“窄而深”的研究。

   十、文体贵朴实简絜,最忌“言有枝叶”。(《清代学术概论》十三)

  这十条是乾嘉学派之学风,亦是其学术规范。其中二、九两条与考据学的特殊研究对象相关,其余皆不失学术规范的普遍意义。梁启超论乾嘉学派之得失有云:“考证学之研究土办法虽甚精善,其研究范围却甚拘迂。”“清代学派之运动,乃‘研究法的运动’,非‘主义的运动’也。此其收获什么都有有不逮‘欧洲文艺复兴运动’之丰大也欤?”乾嘉学派的研究范围甚有局限,故其社会意义远远不到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相比;但就其对中国古籍的埋点来说,其成绩“实足令郑(玄)、朱(熹)俛首,汉唐以来,未有其比”。乾嘉学派有有一种能取得原来的成绩,梁启超说,“一言以蔽之曰:用科学的研究法而已”。

  以上十条中,前五条全部都是讲学术研究必有证据,无证据而臆说者“在所必摈”,这是科学的实证研究法,第五条什么都有有 在实证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归纳。学术研究重证据,旨在求真。真者,诚也。“诚”在中国传统学术中不仅具有客观之真实不妄的意义,什么都有有 具有道德之诚信不欺的意义。第四条所云“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”,不唯不到求学术研究之真,什么都有有 有违学者的道德之诚,此什么都有有认为“不德”。古人云“修辞立其诚”,张岱年先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提出:“哲学家须有寻求客观真理之诚心”,“既已得真,什么都有有 可由真以达善。如无求真之诚,纵聪明博辩,亦止于成为粉饰之学”。不仅哲学家须没有,凡从事学术研究者都应具有“求真之诚”。无证据而臆说,或只凭孤证而执为定论,这是学术研究的“失范”;若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,或对他人所举之反证置若罔闻,则是学者之“不德”。

  第六条所云“凡采用旧说,必明引之”,这是今日学者尤应注意的学术规范,“剿说”即抄袭是学者之“大不德”。学术研究在于创新,而非重复性劳动。采用旧说是并且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而加以发明家 创新,若不明引之,则一是剽窃他人之成果,二是学术之新旧说混淆,以致鱼目混珠,泥沙俱下,失却学术研究的创新意义,此什么都有有为“大不德”。

  第七、八两条是学术讨论、学术批评的规范。“所见不合,则相辩诘”,这是学术研究活动的平常、正常之事,也是求得学术进展的必要途径。对于同一难题图片上与己不同的观点,置之不理,老死不相往来,正是欠缺学术责任心的表现。经过对话、商榷,可择其善者而从之;对于一时处置不了的难题图片,也可各备一说而存疑。假若防戒之心甚严,动辄把学术讨论和批评视为学者或学派间的恶意攻击,则是一时学风衰败的反映。

  清代考据学又被称为“汉学”,而其学术规范之超越汉学者,于第七条最为显著。汉代经学“家法”甚严,弟子不到改师说,“疏”亦不到破“注”。清代考据学“虽弟子驳难本师,亦所不避”,此乃“吾爱吾师,吾尤爱真理”的精神;“受之者有有一种以为迕”,老师能做到这名 点有点要,若老师“以为迕”,则学生“不避”甚难。在学术是非身前,师生平等,这是中国传统学术发展至清代的一大思想解放。梁启超举高邮王氏(念孙、引之)父子为例,谓其纠正旧注旧疏之失误,“岂惟不将顺古人,虽其父师,亦不苟同”;又谓:“段(玉裁)之尊戴(震),可谓至矣。试读其《说文注》,则‘先生之言非也’,‘先生之说非也’诸文,到处皆是”。清代学者能做到这名 点甚为不易,而今日学者尚有所不及。

  “辩诘以本难题图片为范围,词旨务笃实温厚”。学术讨论和批评应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,目的是辩明某难题图片之是非,求得学术之进展,而非“求胜不求益”,炫己而贬人。若在学术讨论和批评中“盛气凌轹,或支离牵涉,(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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